社区文化建设——有人情味地居住

社区的建设不仅仅局限于社区清洁、绿化、管理服务,更需要突显社区邻里关怀,建立社区活动准则、营造有社区特色的文化,需要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共同协作。

社区活动是社区文化一部分,中秋过后,国庆节、重阳节接踵而至,在此期间往往是组织社区活动的高峰期。《现代物业》杂志与公地网联合传媒系列线上城市沙龙第10期,为受众解读在社区文化活动的组织中,怎样凸显社区特色,打造更具文化氛围的社区活动?由物业管理企业牵头组织的活动,怎样能够获得更多业主的支持、参与?怎样发挥业主的能动性,使其由被动参与到自发、自愿参与到社区活动中,一同打造和谐美好的社区生活?

艾君(CSI):首先我们来看几个新闻链接。

《物业与业主协力防抗台风 清理家园》

《中秋节过完过"劳动节" 厦门全城伐木》

厦门受台风“莫兰蒂”影响,很多社区街道都受到严重影响,在灾后的救灾工作中,我们看到物管公司、业主都积极参与进来。在自然灾害面前,业主在社区的救援中,能做的工作都有哪些?物业管理企业、街道办事处怎样组织发动业主参与到救援工作中?

景朝亮:首先为有爱心的人们点赞!这几则消息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了人性的光辉!

管理学上向来有X/Y理论之分歧。持x理论者认为人天性是恶的、懒惰的、丑陋的,总之是负能量的,因而需要严刑苛法,需要被怀疑、被监督;但持有y理论者则认为人是有责任感的、是有良知的,是可以自己做好自己事情的。从这几则新闻看,恐怕我们会认为y理论更靠谱一些。

此外,正如涂尔干假设所说,人们都更直接地、更加广泛地适应他们所生活的群体,最基本的重要经验通过社会关系进行传递。这些社会关系在思想和知识特征上打下自己的烙印。因此,涂尔干把周期性的社会活动(典礼、节日、仪式)、民族结构以及群体机会的空间结构都看做是思维的存在基础的组成部分。这次的厦门台风事件,虽然不是什么仪式,但也是凝聚人心人力的一个契机。不过,默顿也说过,只要我们相信什么,总会找到印证我们相信的观点的证据!所以说,这几则新闻的意义是暖心的,但只是证明了事物的一个方面。

从组织学上看,当外在威胁可以明显感知的时候,反而容易促使组织内成员暂时搁置彼此的种种分歧,而走向合作。这次厦门台风事件,事实上就起到了这样一个外在威胁的作用。它在让人们感受到大自然威力的同时,也让厦门人民的心靠得更近了,宛如乘坐在同一艘船上。但当自然灾害过去一段时间后,若没有一个替代的威胁存在,很难确保这种团结互助、彼此关爱的情况能延续多久。

同样,对于社区而言,要让业主协同,客观上也需要一个这样的力量。从现实看,要么是通过小区维权,要么是通过业主突破旧有的管制的方式,总是需要一个威胁的存在才能促成社区的紧凑化,这被称作“鲶鱼效应”,或许也是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的意思。

林德福:前述的厦门举动确实令人动容。依个人经验,如果真的受灾,仍应积极处理,或可从另一方向思考。当社区遭遇如“莫兰蒂”等自然灾害而受损时,通常可区分受灾者及未受灾者。受灾者应协助组织自救会,统计受灾实情以及预判相应的后续影响情况,清理受灾现状、并尝试建立恢复机制;而未受灾者可以成立义工服务组织,协助受灾者恢复原有的生活条件。这也是前述厦门的朋友积极在做的,所以令人动容。然而前述所谈的事情,通常也是物业管理公司及街道办事处最容易且能够直接协助受灾社区入手的事。如果受灾严重,更可以协助受灾者取得相关部门及社会资源的捐助,为受灾者减负,这或许是物业管理公司与街道办事处可以做的。

焦宏宇:最近厦门的台风牵动了物业人的心,特别是物业人和业主共同自救的场景,特别令人感动。不论是什么样的物业动作,本质上都是为了拉近与客户之间的距离的,和客户成为一家人,共同建设完善小区。

艾君(CSI):刚刚林博士谈到未受灾者协助受灾者恢复原有生活条件令人动容,但受灾者未静待社区、物管、环卫人员的帮助,而是主动自救,这同样值得提倡,我想这就是社区精神的体现。

焦宏宇:换位思考,如果等待可能结果会更糟。

林德福:基本同意,如果物业管理公司与街道办可以协助,肯定能够做得更好。

艾君(CSI):接下来请各位看两条新闻。

近日,广州远洋明珠大厦保安唐德明被查出肺癌,在得知此事后,小区业主自发为保安唐德明捐款。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唐德明共收到捐款两万多元。

《小区保安患重病 业主捐款献爱心》

《长沙一小区外墙水泥块砸伤老人 业主捐款2万元》

无论是业主对于保安的募捐,还是业主对其他业主的帮助,都体现了互助精神。社区建设中应当如何构建和谐邻里关系,打造邻里和谐的文明社区?

景朝亮:要理解,要尊重,哪怕是人性的弱点,也要尊重!就像曼德维尔指出的,很多情况下人性的弱点恰恰是促成经济发展、市场活跃、社会繁荣的可靠基石!

文明社区的打造,势必需要社区各主体理清“群己的权界”,而和谐邻里关系的构建,也不能不考虑彼此相宜的距离。太远了则疏离感顿生,导致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太近了,则彼此都有一些不安,这就像寓言里提到的豪猪,太近则彼此的刺会扎着对方,太远又不能抱团取暖。所以,和谐共生但又不失去自我,认识到个体与群体的利益联结关系,进而打造“不一亦不异”的共同体,乃是社区持续和谐的钥匙。

林德福:在现代化城市社区里,在短期内聚集在一起的城市陌生居民,不仅难以建立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更需忍受许多的“城市病”。

1990年中期后,台湾以“社区总体营造”的做法来重建现代社区的邻里关系。“社区营造”在台湾被纳入空间规划设计专业用词,对于传统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专业,或区域开发运营者而言就像是新型城镇化中强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一般,更强调地区内“人”的营造,也就是地区内所有人彼此间的社群关系以及其与空间发展关系的营造,是由所有愿意生活在地区内的参与者一起凝聚共识、共同打拼、营造“我们的新故乡”过程的专业用词,如果借鉴台湾社区营造做法,加强居民参与的机会与管道,创造居民凝聚共识的过程,应能逐渐重建和谐邻里关系。

焦宏宇:我同意景博士的观点。物业行为的核心意义就在于凝聚社区人心。就像我们的秩序维护动作、环境管理动作或者是社区文化动作,都是为了凝聚人心,也就是为了社区管理紧凑化。但是我个人认为,使社区管理紧凑化,除了外力威胁因素可以达成以外,内在的、自生的积极因素也可以实现社区紧凑化。社区紧凑化,我们公司将其称之为“聚焦”。对于聚焦,物管公司更多的是需要引导和改善客户的行为或行动,让客户认可物管公司的做法,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社区共建。

至于对于本次的案例,我认为不论是业主为保安捐款,还是业主为业主捐款,都是人与人帮助的内容,是真善美的体现。作为物管公司而言,我们还应当做一些积极主动的工作去推动。社区共建是一个老话题,政府也在提,物管公司也在提,我认为社区共建是可以通过与客户的互动来完成的。物管公司需要理解客户的需求,客户也需要换位思考,这是所有工作的前提。

我来举个例子。比如大家都遇到过客户买房子,入住小区以后对物业管理失望的情况。业主拒缴物业费,原因有很大比例归结在开发公司销售承诺的不落实之上,我们一直以来就有一个困惑,业主为什么会这样?通过我们的研究分析发现,在项目销售期间,开发公司为了达到销售目的会做很多规模比较大、气氛比较热闹的客户活动。但随着客户入住,开发公司会降低在客户活动中的投入,客户心理会有一些落差。为了后期项目的销售,虽然开发公司也会提供一些资金给予物管公司进行社区文化活动的再造,但往往在规模、气氛以及后期效果的评估上不尽人意,作为无开发商背景的独立的物管公司,在这些方面的投入相对就更少了。主要的问题是业主在小区服务中如何与物管公司保持管理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们应当如何去做?

我们需要量入为出,需要在客户的角度上研究客户需要的服务内容,然后去满足它。物业管理本质上还是通过管理物而服务人的。

艾君(CSI):请问林博士,您目前居住的小区都有哪些社区文化活动?会在哪些时间段开展?

林德福:我目前居住在上海安亭新镇。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居住的小区大约每年会组织一、二次由汽车城管委会与新镇居委会、物业公司共同承办的大型路跑或自行车竞赛等运动类活动,活动都是在新镇举办并邀请居民共同参与。在去年“万科”加入安亭新镇开发行列后,“万科”与居委会、物业共同发起并尝试在新镇的规划商业街区,计划开展每月一场社区活动(如农夫市集、二手物品交换等),同时也增建了社区足球场,鼓励居民自组球队多多运动。好像的确使整个安亭新镇的社区活动越来越丰富,且有正在兴起之势。

目前计划是社区每个月预计组织一场小型活动,再加上逢年过节会有一、二场较大型的活动,以上我们社区活动的大致情况。

艾君(CSI):业主有哪些参与形式?对文化建设活动的反响如何?

林德福:在“万科”进入小区之前,社区活动主要都是由汽车城管委会与新镇居委会、物业公司等机构主动发起,业主或居民们相对是被动式的参加形式,尽管也有少数年纪偏大的业主共同组成小团体,进行联谊式的组织性活动,但较少能有扩展成员的情况,也就不易形成多数居民以及较具公共性的活动。之前的社区活动比较像是由机构办活动、居民来参加的“类公办式”活动,对大部分的居民而言,这些活动只是“公部门/他们(含物管公司在内)”在办的活动。因此这些社区活动虽然很好,但不一定是居民有兴趣的或居民想要的,所以业主的态度就是有空时就去看看、参加一下,没空就算了。

但是在“万科”进入小区之后,就开始帮助小区建设新的运动设施以及重新使用既有的闲置商业空间,与既有单位一起发起新一轮的社区活动,并正在尝试让新镇的社区活动常态化,激发居民自发性组织运动社团、定期举办社团活动。这种自发性的社区活动正在开始组织中,目前还只是刚起步而已。

艾君(CSI):请问焦总,您所在的社区开展了哪些文化活动?

焦宏宇:我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通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结合我们服务的社区的特点,我们决定改变传统意义上的社区文化活动运作模式,将传统的灯谜活动、书画活动、文体活动进行整合,提出一个系列化的社区文化活动计划。这样既能保证一年的社区文化活动有主线,又能拉近和各个年龄结构、学历结构以及城乡结构的客户的距离。比如公司在去年结合项目外地年轻人刚需置业较多的情况,提出的活动是以亲情大爱为主线的“土星计划”,并专门就“土星计划”设计海报、组织活动,在感恩节开始推广;今年结合环保主题,提出了“共享一片蔚蓝”的社区文化活动。在这些主题的活动中,我们将传统的球类比赛、书画摄影比赛等融入其中,增强了与客户的互动,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这些活动推出时,客户也觉得很有感触,纷纷转发相关海报、文章,可能也是我们的活动打动了他们。

给大家分享两张相关海报,“土星计划”的含义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系列活动,呼唤出遥远的亲情。

艾君(CSI):对于此类活动业主的参与度与反响如何呢?

焦宏宇:大家对这些有想象空间的海报颇有感想,在微信平台上开通的给父母的留言对话栏上,一些老人们也纷纷留言。同时这些海报张贴在了小区所有的电梯里,那段时间,小区谈论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土星计划”了。

在此活动过程中我们也配合了一些如篮球赛等传统活动,现在社区篮球赛已经成为当地的一项正式比赛活动。

艾君(CSI):请问景博士,目前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景朝亮:应该说,社区文化建设是因地而异、因人而异的,很难对所有的社区所出现的问题做出一个绝对化的论断。目前社区文化建设中通常反映出来的问题有:业主中不乏“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情结,也就是存在容易自行其是的倾向,进而导致人际关系也较传统共同体秩序显得淡薄,当然,这也未必都不好。

事实上,这种社区中成员原子化状态,或许是很多人向往的自由和私密的状态,也是“陌生的城市”之所以具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反倒是株守在由密切的亲戚关系、邻里关系构成的传统社区时,颇有压抑或没出息的感觉。这两种倾向如果从中国文化思想基因角度看,或许是孔子“礼尚往来”和老庄“不相往来”、“相忘江湖”思想在当今社会的显现。

所以,虽然很多学者将社区的“疏离感”界定成了问题,但换一种视角,这种疏离状态或许是社会进步中的一个表征,甚至连较早提出社区概念的腾尼斯,也承认之所以要写《社区和社会》,就是感觉传统的所谓“充满人情味儿”的社区已历史性地翻篇,而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状态虽然貌似“较少人情味儿”,但也类似于“道似无情却有情”。而现在推行社区文化建设,大概也就是希望在带有“陌生人社会”性质的社区内,适度唤起人们的情感因素,让陌生社会的扩展秩序受到熟人社会原始秩序的补充或矫正,最终在“社区和社会”两分法之外,走出社区建设的第三条道路,即不但让现代社区富有法治精神、契约理性、各行其是的严肃和冷峻,也要有情感联结、相互关爱、社会资本的宽容和温情。

反映出的具体问题诸如:社区文化设施有限、资金不到位、缺少文化专干等问题,也都需要在尊重人性、尊重市场、尊重互动规律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用创新求得突破。

艾君(CSI):林博士,据您了解,社区文化建设存在哪些问题?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有哪些?

林德福:本人旅居内地的八年期间,在天津三年及上海五年的两地长期居住经验里,感受到的情况(仅是个人经验)大致如下:虽然大部分的小区也都会有各式各样的社区活动,但绝大部分都是由相关部门(包括居委会及物管公司)逢年过节主动召集、安排、操办,然后再邀请居民(业主)来参加。而又为了让活动场面及气氛更好,相关部门通常采用由上而下的动员方式,甚至给予参加者各式各样的奖品,来激发居民参加的意愿,所以活动初期的气氛都很热络,尤其是有领导要来的主场活动。可是领导一走或业主领完奖品之后,热络的活动氛围就很容易快速消散,只留下少数对此次社区活动真有兴趣及意愿的居民。但在大部分人群离场的氛围下,原本有兴趣的居民也会对活动失去信心而选择离去,即使有居民坚持留下,大部分居民也会在坎坷不安的情绪下导致对活动的体验不佳,陷入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情境。

依个人的观察与理解,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由于内地长期处于家长式管理体制下,也就是一种由上而下为主的管理体制下,对于一般民众(居民及业主)而言,他们已经养成了相关部门负有“无限的责任”的惯性思维,即居民只要缴了税、交了物业费,所有的责任都与居民无关,都是相关部门该负的责任,所以所有的事情,办好是应该的,办不好就该挨骂。而相关部门为了对上有交待,就必须极力动员及给予居民好处才能把居民调动起来,使得办事者陷入一种被动的恶性循环中。

简言之,居民都是处在被动且无需负担责任与义务的情况中,当然也不享有对自己生活相关事务决策与权利,因此很难激发居民参与活动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焦宏宇:个人认为社区文化活动应当是一个有主线的活动,不能以单个活动本身来遑论社区是否建立社区文化活动体系。现在社区文化活动得不到客户的积极响应,主要问题在于活动过于单一,形式不太新颖,或者说活动本身不是客户所需要的,活动奖品才是客户所需要的,这样就本末倒置了。长此以往,物管公司必然丧失继续做好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或者项目部仅仅是将做社区活动作为完成的一项工作,这样的效果必然不好!

艾君(CSI):在台湾,社区文化活动有哪些形式?会在哪些时间段开展?

林德福:依个人的经验,在1990年以前,台湾的社区发展与社区文化活动的情况跟内地当前的情景很像,大部分的活动也都是由相关部门(在台湾不包含物管公司及开发商)由上而下地推动,居民也是被动地、有一搭没一搭地参与里长、区公所或市政府等相关单位逢年过节的应景社区活动或是政府要推动的各类活动(包括所谓文化性表演艺术活动)。

但在1990年后,政府相关单位开始转变,政府不仅鼓励各地区成立地方文化团体及社会团体,也开始转变原本由上而下的推动方式,鼓励和补助地方自行组织并自行提案,也就是开放了由下而上自提方案管道与机会。

由于这个转变,使得所谓的社区文化活动从逢年过节的表演性艺术活动为主的活动,进阶成各式各样与社区生活相关的活动。比如妈妈成长班、社区读书会、各类才艺研习班,也有二手货交换的跳蚤市场、晒书日、垃圾分类及厨余堆肥、农夫市集,更有老人才艺研习班、地方文史调研及研讨活动等涵盖全社区各年龄段的社区生活相关活动,均被纳入社区文化活动的内涵。

由于是居民团体自行提案,社区活动不仅种类越来越多样化,时间上也变得不再只是逢年过节或是随着政府部门的节奏而行,开始与居民的生活节奏逐渐结合,成为日常生活休闲的活动节奏,虽不定期却有某种节奏感。这也是大陆可以借鉴的方面。

艾君(CSI):在活动的开展中,建立的活动规范有哪些?在对社区的管理建设中建立了哪些物业管理企业和业主需要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

焦宏宇:我不建议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建立规章制度,因为规章制度本身是约束性的,我们的做法是内部建立工作规划,约束内部。

举个例子:

社区文化活动规划

这是我们为了社区文化活动做的规划。我觉得用“活动主题”引导客户,最终达到客户自发参与的目的是最好的方式。

艾君(CSI):我们先看一个案例:《唐山“80后”小伙儿社区里建起公益图书馆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小区建设图书馆有利于为小区营造一定的文化氛围,并为小区居民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请问林博士与焦总,在社区中可以采用哪些方式营造社区文化氛围?怎样开展有社区特色的文化活动?

焦宏宇:我认为文化氛围是一种无形的状态,凡是正态的传统、习惯及行为方式均属于是文化氛围的内涵。

在对于社区文化氛围的营造上,公司或者项目负责人一定需要有整体的概念。自己想清楚,向下级传达布置清楚,再由全体员工按部就班落实下去。

不同的人群参与的活动也不同。比如我们有针对年轻人的篮球赛,目前已经举办了3届,第一年有6支队伍,第二年有12支队伍,到今年已经有19支队伍参加活动。我们会联系周边的商家做社区活动的赞助冠名,比如今年的篮球赛是“建设银行杯”,通过活动,也拉近了周边商家与客户的距离。现在我们的社区活动已经形成了一个平台,客户、物管公司以及第三方合作商家都能在这个平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也是一种正态的形式。

林德福:社区可以将小朋友组织起来,寻找其共同的兴趣点或共识点,尤其是能让家长一起参与的活动,再与家长一起推动、鼓励其他居民参与到活动中来,这也不失为塑造社区自我特色的契机。社区文化的特色也是社区居民自我生活需求所展现的一种形式,重点在居民的自我认同以及对社区的认同,这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

艾君(CSI):在台湾有很多具有特色的社区,在这些社区的建设中,怎样挖掘社区特色?

林德福:有历史传统的社区大部分有一种习以为常的惯性,反而需要外部的肯定来重新建立自我历史文化价值的认同。新的城市社区,则是需要新住民重新认识自己所居住的这个地区的文化与历史,可以采取寻找老照片、老地图或找当地老人家进行口述历史等方式,让新住民建立与居住地区的认同感,建立新、老住民间的连接关系,继而可能发展新的社区文化。

艾君(CSI):请问景博士,在组织社区活动中,怎样做到兼顾不同年龄段的人群?

景朝亮:为了今天的沙龙,我特意拍了两张照片,给大家分享一下。

社区文化建设存在“需求边”和“供给边”的问题。一方面在社区文化服务的需求边,民众对社区文化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因此不宜将社区文化仅理解做社区文艺或社区体育娱乐,当然社区的文体活动也是文化建设的好抓手,但是不能理解为文化建设的全部。同时,不同的社区有不同的资源禀赋,而同一个社区中不同的成员也存在“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需求差别。但无论怎么样,社区的文化活动必须是迎合居民口味的,也就是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只有这样才能让文化建设落地。

另一方面,在社区文化服务的供给边,也不宜仅仅限于特定的主体(比如说政府或其派出机构)的供给,而应开放思维,允许、鼓励、激发更多主体参与文化产品的开发,最好形成社区范围的百花齐放。否则,单调的文化活动或文化产品的“填鸭”,不仅削减了文化服务的品味,而且还会引起受众的逆反心理,造成“上头热、下面冷”的尴尬困境,这种现象在政府背景的文化服务供给中尤其突出。在本人居住的小区内设有科普长廊,但几乎无人问津。而旁边林间空地上群众自发组织的棋牌空间却常常人气爆棚。(如图)

所以说,社区文化的需求和供给方面,要求从实际出发,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让文化产品从“送去主义”转化到“拿来主义”。

针对主持人提的具体问题,作如下回答。

就社区一般的青壮年而言,他们面临的重要人生课题便是生计,为此他们要把大部分精力、时间、注意力和积极性投到市场与职场,偶尔有点闲暇,也是要么选择休息,要么选择在社交成本更低的虚拟空间里找一点存在感和归属感,甚至社区工作者自己也未必会对社区事务有太多热情。比如北京西城区新街口街道某社区,有位年轻的社区工作者就曾坦率告诉笔者,虽然她是位社区工作者,但几乎从未参与过自己所居住的另一个社区的活动,原因是“觉得没有参与的需要和必要”。

艾君(CSI):怎样在活动中做到对居民的人性化关怀?

景朝亮:无论哪种方式的社区管理,都是为了让居民“安居”、让业主“乐业”。

可以说,社区管理质量最后的衡量标准都取决于相关主体在精神上进行检阅。要让人们愉悦和安乐,一方面固然离不开物质上公共服务和权益保护的到位,另一方面也需要在观念层面让文化建设有其用武之地。特别是在协调纠纷、理顺关系、消除戾气等方面,文化建设就好像个人未病先防一样,做得好的话可以润物细无声地化解许多矛盾纠结。

反观个别社区中诸如因为电梯维保不到位或治安秩序差强人意等问题,则谈不到“安”;因为合同未如约履行或正当物业权益遭侵害也谈不到“乐”。长此以往,社区文化建设也就成为一种反讽了。

如果要真实地推进社区文化建设,不妨努力增进社区居住者的社区共同体意识,进而将社区的规约内化于心。就像司机上路先通过驾校考试一样,在一个社区共同体中生活,先要对特定的“住居须知”明明白白。古代人讲究“入国问禁”,就是进入新领地先要看看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才叫有文化。现在社区搞文化建设是不是也可以提一个“入区须知”呢?当小区内居民都对社区的公民文化熟悉后,其实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老百姓说的“不怕遇到麻烦事,就怕遇到麻烦人”,其实就是说得这个道理。而孔子的“修齐治平”的治理次序,之所以从个人修养做起,无非也就是希望通过个体在文化层面的境界提升,来实现更大群体的有效而有序的协作。

所以,社区的文化建设,除了要关注形形色色的行动方式之外,还必须关注建设的实效。如果社区成员在尊重社区文化积淀和传统中,能调整自己来适应环境,形成更多的情感共鸣和价值共识,进而形成社区较为固定甚至可以传承的社区文化,社区的团结和凝聚力势必得到增进。当然,从功利角度讲,这种社区文化建设也有自身的溢出效应,比如可以帮助居民和(或)业主在社区林林总总的事务中展现出强有力的组织性和协商力。

艾君(CSI):请问焦总,在节假日社区举行的“猜灯谜”等活动中,有些业主只是抱着拿奖品的心态百度答案,而不是动脑筋竞猜。在组织活动时应该怎样避免类似的情况,提升业主对活动的参与乐趣?

焦宏宇:猜灯谜作为一项传统的社区活动项目也需要创新。个人认为,好的、有生命力的社区活动,需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要贴近客户,要有温度,要能打动客户;其次要理解客户的需求;第三要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在快餐时代或者是信息流极大丰富的时代,问答式的活动应当变换方式。

艾君(CSI):请问林博士,怎样将“被动”参与社区活动的居民引导为主动承担社区文化建设责任的主体?

林德福:要转化单一由上而下的模式,加入由下而上的机制与的管道。在居民团体自行提案机制中,应要求居民负担一定比例的经费与责任做为居民团体自提方案的前提,这一做法在实际推动过程中,通常都能激发居民的自发性与积极性。

举例来说,在台湾,社区活动通常是由孩子已长大、刚毕业于妈妈成长班,有组织又有空闲的妈妈族群发动的,如能再能给予她们鼓励与支持,她们自然就能带动其他家庭成员参与到活动中。如果再能激发这些妈妈们对社区公共性的关注与投入,就能扩及对非家庭成员的关注与投入,通常也就能够激发社区其他族群参与到各种社区活动中。只要社区自发性的组织与活动不断地被激发,社区文化活动自然会越来越多样化,参与的主体也会越来越多元化。

简言之,在赋予社区居民自发的权利的同时,也应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应能够将“被动”参与社区活动的居民引导为主动承担社区文化建设责任的主体。

艾君(ICS):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专业面前人人都是学生,难题当下你我都有想法,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

        后续自由讨论部分详见《打造特色社区文化,建设温暖和谐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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